乡村历史长卷 农耕文化缩影（三）
一一读《三晋契约》
文／郭春林
五是家族社会凝聚力强。历史以来，中国的社会，就是以家族为主，依靠宗法势力来加以统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官家对最基层的农村和农民，关注度相当低，交了皇粮自称王。这种乡村的治理，从行政力量上来看，是很松散的。人与人之间，以及家庭与家庭之间发生矛盾或纠纷，多数是依靠家长和族长来处理的。从本书收集的契约来看，也反映了这一点。无论是卖地还是卖房，主家首先想到的是先要卖给同族本家，其次才是卖给外姓人家。这样做的目的，一方面可以维护做人的尊严，因为卖祖上留下的产业，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情，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想迈出这一步。另一方面，还有着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的考虑。但是在动议阶段，往往是先要和长辈、同族的主事人商量，它所凸现出的是一种尊老敬贤的优良传统，也不排除恳求同族人来帮助走出困境的心理。可惜，在生产力发展极度低下，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时代，大家只能是爱莫能助，所能给予的，也许仅仅是口头上的安慰而已。所以，从很多卖地契中看到的就是，“今情愿出卖于本家×××，永远耕种承业。”各种心酸，只有当事人清楚了。但是，涉及到分家契，就能看到，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和合文化，乃至于温良恭谦让的真正魅力了。
如，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初七，张家三兄弟分家契。开头就写明是：“敬承母命，无感违抗。”说明分家是老母亲提议做主的。接下来又写到：“念其家事大繁，人众费广，亲老气衰，理宜分饪。会请家属托天由命，和议分居。”这是在说明分家的理由，并且还请了长辈在场。让人感到当时的场面一定是既温馨又严肃。然后“将原置到房屋地产奉堂留用。有里松湾地六亩，以为养老死送之资，钱帛恭养，各志其孝，下余遗业按三股均分。”最后详细写清三兄弟应该得土地和院落数量，及其方位。在场的家属包括叔父、族兄、伯兄、族兄等。从中可看出，这是一户大户人家，家境殷实，母亲有威望，子女都孝顺，家庭和睦，治家有方，具有很强的凝聚力。尽管分家了，但是并没有分心。
六是契约精神严谨诚信。近年来，有学者认为，我们的国家以农业立国，小农经济，自给自足，没有交易，在很长时间内，是人情社会，缺乏契约精神。还有的甚至说，我们是熟人社会，人口流动性差，契约不起什么作用，其实，这实在是一种无误解。说穿了，是对历史的无知。
契约是文明起源的标志，是维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。如果我国缺乏契约精神，那又如何解释《三晋契约》一书中所收集的1194件契约？通读全书，让我们看到的，是我们这个民族具有很强的契约精神和自律意识。从这些契约当中，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前人办事是多么讲规矩，又是多么讲诚信。他们严谨认真，考虑周全，既有先小人后君子，好朋友清算账的自我约束，也还有买卖不成仁义在的雅量。
以706件清代契约为例，不管是家族后人均分祖坟的大小松树，还是买卖茅房粪池，大到地亩房屋，小到一桌一椅，都会在契约中写得清清楚楚。而且文末都有“恐口无凭，立此文约为证”的话语。有的还甚至要加上“永不反悔”，以示庄严慎重。数据之精确，令人咋舌。如清代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八范和礼分产契，写明“分地一亩六分二厘五毫，随带地纳原粮二斗四升三合七勺五毫。”土地面积精确到五毫，真不知道是怎么丈量和计算出来的。
之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缺乏契约精神，只是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，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，我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军阀混战，广大农民深受其害，生产难以为继，生活极端贫困，官府只知盘剥，军阀只知害民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农村更加凋敝，人们精神滑坡所致，这也正是三座大山压迫的结果。但是，文化传承仍然在顽强地得以支撑，信用体系仍然没有坍塌。
道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的买羊借钱契，就很能说明问题。立借约人王姓，因为买羊无钱，借到堂兄钱二十八千文，言明此钱无利息，只踩七月麦地一圈，有饭到小雪。回圈踩至来年清明节了粪尽。草喂羊无人工饭。
这件事如果放在现在实在是太简单了。不就是向堂兄借钱买羊，再让羊来踩粪顶利息嘛。还真的就根本不需要立什么契约。但是当年的双方就是这么认真。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可贵之处，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血脉所在。
七是传统文化维系纽带。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，富有魅力已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，这种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家庭的承载，从每个家庭成员身上体现出来的。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一书中曾指出，“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，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。如果事业小，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，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；如果事业大，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负担时，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庭里”。其特色是“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，在夫妇间得相敬，女子有着‘三从四德’的标准，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。”这就把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的特点讲得很清楚了。在以家族为主的乡村社会中，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，一个家族的几代人都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，人口流动慢，带来的必然是生活节奏慢。千百年的乡土文化积淀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歇，使得传统文化发挥到了极致。儒家文化的熏陶，庙宇香火的浸润，即使是一个文盲，他也会逐渐明白仁义礼智信的意义所在。所以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一诺千金，诚实守信，早已经根深蒂固。但是，也有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的担忧。这个时候，道德的力量和人格的魅力就显得格外重要了。当道德的力量占据了乡村的制高点之后，传统的文脉，必然会释放出巨大的威力。表现在契约上就是，既要合情，又要合理。情，体现出的是亲情和乡亲之情，考虑到的是熟人社会里的温情；理，表达的是双方自愿，绝不勉强之理，考虑到的是契约精神需要双方自觉遵守的原则。这就把面子和里子，感情和理智都有机结合起来了。具体说来，收入全书的1194件契约，每一件不仅是规范的应用文，还是漂亮的书法作品。书写相当规范，字体圆润漂亮；文脉代代传承，格式变动很小；用词优雅委婉，表述准确无误；中人德高望重，说话一言九鼎。传统的人文精神，乡土的文化底蕴，各具风采，扑面而来。翻阅这些带着岁月风尘的契约，就如同掸去一个个宝瓶上面的尘埃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 页页浸透着前人智慧的真实图画。仔细揣摩其中的话语，似乎还能看到许多家庭的人们正在做什么，想什么。说它是乡土寿阳的“清明上河图“，一点都不为过。这何止是在和前人对话，更多的是让后人身临其境，感受到了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。突出表现在：第一，具备法律效应。如，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十一月初五立的一份李成荣包揽契。因为李成荣的小舅子偷到杨坡村杨德四件衣服，被村中人拿住，李成荣立揽契为证，出面担保，“村中以后再有失盗者，李成荣一面承担。”保证其小舅子如果再犯，“由家人自行处死，与杨坡村人无关，同母亲王氏为证。”并由五指手印盖章。这是全书所有契约中唯一一份盖有五指手印的契约。仅仅偷了四件衣服，就提出如果再犯，“由家人处死”的庄重承诺。由此可看出，家法之严厉，亲情之珍贵，义气之担当，管教之严格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小舅子再犯，杜绝不良行为。同时，也对村里其他人有着示范效应。这样的“法”由家法来体现，今人实难想象，但在当时，应当还是有积极作用的。表明这是一个不徇私情的好家庭。再如，光绪二年三月十五日立的王德善揽工契，明确写清了房屋修缮的各种细节，包括工程方位，拆墙数量，烂砖、瓦、土等应放位置，主家需提供的石灰、砖瓦，还有泥墙标准，应付工钱等。这其实就是一份详细的工程合同。财产纠纷向来是比较棘手的麻烦事，处理不好，极易引发矛盾，即使到现在，也有不少因此引起上访行为。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，张广荣卖坟中松树契，就充分说明这一点。因坟中松树两株，正北西边大树一株，系张义中分定之树，但是，张广荣伐卖。导致张义中之妻下县告状。这一来，事情就闹大了。为平息矛盾，经村中父老说合，“将正北东边小松树一株，內有广荣股份，卖于广荣，作价二千三百文，此钱当交不欠。此后坟中松树与广荣无干，永远杜绝葛藤。空口无凭，立约为证。”并有四位中见人作证。很显然，这就是一份富有成效的民事调解书了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这里边还有两大因素不能忽视。一个是村人说合，翻遍全书，每件契约都有说合人，这其实就有现在我们常说的协商民主意识了，因为协商民主就发端于我国，植耕于中华文化传统土壤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
再一个就是中见人（有的契约体现的是保人、族人，还有代笔人，解放后多数为村干部），目的是增强契约的说服力和公信力，具有很强的舆论力量。一般来说，能做说合人和中见人、或保人的，都是村里有头面的人物，其特点是在村里都有威望、能服众，公道正派，有议事能力和办事水平。本书中，最多的一件契约，曾出现过九位中见人。我们现在说的乡贤治村，其实，也正是特指这一类人。第二、凸现道德约束。良好的民风村风家风都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，三者不可分割。这其中，道德的约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一书中指出，“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。它包括着行为规范、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。”“孝、悌、忠、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。”由此可见，父子之间，作为子一辈，就要体现孝道，夫妻之间，作为双方，就要体现互敬和睦。特别是作为双方的大人，对夫妻间闹意见，区分相当严格，教育惩诫也很严厉。关于这一点，本书的有关契约说明十分突出。如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三号赵振宜善后契，因婚姻家庭不和善后，就是明显一例。起因是赵振宜的侄女出聘于王亲家寿林家中，与夫不和，就在自己家中多住了几天，弄出了口舌是非。处理结果就是，“今情愿送婆家与夫主和睦度日，日后若有寻死短见之事，与己无干，决不闻问，空口无凭，立此凭据为证。保人赵履寿。”从这份契约的语气来看，非常坚决，说明对侄女的行为很气愤，而且还断了侄女的后路，“日后若有寻死短见之事，与己无干，决不闻问。”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到，这位侄女看了以后，再不敢和丈夫“不和”了。至于离婚，那更是不敢想的事情。农耕社会的婚姻之所以稳定，离婚率之所以极低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妇女社会地位低下，经济难以独立。作为妻子的一方，是没有权利提出解除婚约的，那会被人认为是大逆不道，所以只能是由男方来“休妻”。当然也不能否认，舆论上也有离婚是一件丢人的事的氛围。但至少也说明，传统婚姻道德的力量对妇女追求幸福的束缚和精神折磨。联系到现代社会，离婚率居高不下，对待婚姻过分草率，单身者日趋增多，而且城市要远远高于农村，甚至是由女方主动提出“休夫”，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，妇女地位有了很大提高，经济独立性增强，人口流动加快，由农村的熟人社会，变为城市的生人社会，没有了道德约束，也就不怕人笑话，把离婚看作是追求个性解放所致，说明传统的道德作用正在降低。 第三、延续生命香火。多子多福，人丁兴旺，后继有人，子孙孝顺，是漫长的农耕社会体现的家庭兴旺的标志。当一个家庭真的到了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境地后，主人也就在人前抬不起头了。这个时候，延续香火的唯一办法就是“过继”了。收入本书的三件过继契，时间都在民国年间，对于继承的土地、房屋、家具等财产和应该承担的义务（养老送终）等，都有明确规定。不仅都有说合人和代笔人，其中一件还有家长，另一件还有家长和村副、闾长。由此可见，涉及顶门立户的大事，既有“人”，又有“产”，这就要比其它契约慎重得多，也神圣得多。透过字里行间，完全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种庄严肃穆的场面。这和当代社会的“丁克”家庭，生育率一再降低，又形成了照明的对比。“延续香火”的观念，早已经渐行渐远了。是时代的进步，还是经济压力增大所致？大概都有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