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村历史长卷 农耕文化缩影（二）
一一读《三晋契约》
文／郭春林
一是土地房屋为根本。汉代晁错在《论贵粟疏》中说，“粟者，王之大用，政之务本。”土地涉及到一个人的吃饭问题，房屋关系到一个人的居住问题。这不仅仅是寿阳一个县，实际上全国农村莫不如此。只有解决了吃住，才能谈得上进一步的发展。千百年来，土地房屋一直就是一个家庭的主要财产，也是衡量这个家庭是否富裕的主要标志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当大量的土地房屋集中在少数人手中，或是大量兼并，或是赋税过重，财富的分配将会失衡，阶级矛盾必然激化，最容易产生社会动荡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绝大多数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，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统治者来讲，“不稳定因素”都与土地房屋有关联。即使是我们党开展土地改革，划分阶级成分，也是以土地房屋的多少作为重要依据的。所以，毛主席曾说，“状元三年一考，土改千载难逢”。一个土改，调动起了千千万万农民的积极性，把他们从被奴役和剥削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，成为了土地的主人，巩固和扩大了我们党在农村的阶级基础，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。可以说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，就是在崭新的土地上诞生的。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，也是先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入手，才迈入快车道的，小岗村18位村民冒着巨大风险按手印，已经人所共知，永载史册。
历朝历代，都没有解决好的土地问题，唯有我们党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，打了满分。当然了，历史发展到今天，房地产又出现了新的问题，已经受到各方面的关注，但是，“房住不炒”已是大势所趋。正是由于土地房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，所以，作为其凭证——房契地契（包括现在的房产证和土地证）也就至关重要，不论在何时何地，主人都当做宝贝，甚至于不惜用生命来保存保护，由此，也才能够在民间流传至今，让我们得以一睹其真容。可以说，即使历史的车轮进入到了新时代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那一份份土地证和房产证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，带领全体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通行证。从全书收入的1194件契约来看，涉及土地、房屋包括买卖、典质、分股、租赁、抵押、转让、赠予等达867件，占到全书契约总数的73%。土地房屋对人们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。
二是生产力发展缓慢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，我国以农业立国，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缓慢，长期以来，粗放耕作，广种薄收，以户为经营单位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，决定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。尽管有许多神话故事，表现出我们这个民族在大自然面前不屈不挠，敢于抗争的伟大力量，但那仅仅是一种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，人定胜天只是人的一种良好的主观愿望，毕竟是要受制于客观条件制约的，靠天吃饭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。清代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，导致了广大农村的更加封闭，商品经济、市场意识的更加落后，这也一定程度上更加阻碍了生产的发展，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。关于这一点，从收入书中的契约中，我们可看出，除了房屋土地外，其它大宗的生产资料交易很少，书中仅仅收入民国九年四月初九，长顺车铺定做车轮（四道销枣木辋车轮一对）契和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，复得顺卖车契两件。至于从清代顺治到宣统十帝，书中都没有涉及有关生产资料方面的契约。这就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，寿阳农村在这一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很低。在三百年的历史进程中，广大农民种地、运输的工具，更新改进换代很少，甚至几乎是停滞不前，导致的结果是车马价格价高，根本用不起，一般人家难以买得起，传统沿用的劳动工具简单价低，根本就不值钱，所以也就难以进行交易活动，这方面的契约即使有，也就极少能保存下来。放眼世界，这一时期，也恰恰是世界工业革命步入快车道的关键时期。第一次“工业革命”发生在18世纪中叶,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；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，是以电灯电话发明为标志的“电气化革命”。当西方世界以蒸汽机车为动力、以电灯电话为照明，快速完成工业革命，并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，可怜的中国广大农户还在盼望的是能够老牛拉车去种地。整个民族从上到下，浑浑噩噩，闭关锁国，麻木乐观，以天朝上国自居，怎么能不掉队？怎么能不挨打？康有为曾说，当朝“民智未开,蚩蚩自愚,不通古今中外之故”。“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,郡县乃或无人矣”。1840年的鸦片战争，西方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野蛮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，中国人“被打懵了”。这一“懵”，也证明了马克思在他的《鸦片贸易史》中所说的：“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原广大的帝国，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，由于被强力排斥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，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，这样一个帝国，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。”
三是农民日常生活艰难。寿阳自古地多人少，按理说，应当是农村百姓生活比较殷实才对。实际上，从契约反映的情况来看，并非如此。原因就在于寿阳位于太行山的颈部，四面环山，只有西北部黄黄岭有一峡口，导致气候特别寒冷。农民从事农事活动要比别的地方更有艰苦，加之土地贫瘠，生产力低下，亩产量并不高。据《寿阳县志》（89版）记载，1933年全县亩产平均为7.19斗，最好的水地亩均13.2斗，山地亩均2.95斗。民间有“不种百亩地，不打百石粮”和“攻亩打石好庄稼”之说。就是说农户耕种土地，平均能每亩收获一石粮食就算不错了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50斤左右。如此低的亩产量，一个家庭的收入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寿阳三代帝王师祁寯藻在其所著《马首农言》一书中提到，“种谷田，自秋犁开始，至来岁入仓止，凡人力二十余次。”即，谷子地从秋耕开始，到第二年谷子入库为止，一般有二十多道工序需要用人力完成。稼穑之辛苦可见一斑。从中也可看出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百姓又是多么的勤劳。但是，勤劳并没有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。鸦片战争失败以后，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乃至于到了《辛丑条约》的签订，庚子赔款，农民的生活就更艰难了。从本书的契约中不难发现，好多家庭是因为生活所迫，不得不忍痛卖地来勉强维持。原因大致有“差粮紧急”、“缺钱急用”、“家人去世难以入土”、“娶妻无钱”等。在这四种类型，哪一种都能说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比较起来，更为揪心的是家人去世无法入土了。如，清乾隆十二年正月十九日，杨门施氏，因夫主身故，长子称食在外，次子年幼，发丧紧急，将祖业地五亩出卖，价银二十九两整。乾隆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，魏门董氏，因夫在外病故，董氏不能埋葬，将祖业地二亩五分典于本家侄子耕种，价银十两五钱整。面对丈夫去世，孩子还小的困境，年轻的妻子心急如焚，只能靠卖地来解决燃眉之急。看着这样的契约真能掉泪，试想，丈夫勉强出殡后，地没了，怎么生活？这就是旧中国最底层百姓们的生活悲惨图啊。当然，也有在短期内大量出卖土地的。其中一位王姓村民，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到民国三十三年正月初八，共分六次将自己名下的土地16亩，院子一所，卖给本家兄长，共得大洋1020元，原因都是“今因用钱不便”。1020块大洋，这在当时，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“用钱不便”？因为时间并不久远，也就是1943年底到1944年初的事，如果顺藤摸瓜，应该是有可能探寻到的。还有一份借衣物契，也足以让人深思。张姓村民向别人借“小皮袄一件，柳条布褥子一条”，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二年阴历二月初一，归还时间是“秋后交还”。如果到期不还，“将自己黑大柜一支，白小柜一支，大酒瓮一个，同抵押者变卖。”可见，这真是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了。我们完全可以想到，面对这样的生活状态，官府除了收税，没有一点救助行为，这样的政府，人民怎么能拥护？用你又有何用？
四是金融业不愿意下乡。历史已经证明，金融业是推动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。现代社会表明，哪个地方的经济繁荣，那个地方的金融业也绝对发达，美国纽约、英国伦敦、法国巴黎、日本东京以及新加坡是这样，我国的香港和上海同样如此。但是，金融业又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那就是“嫌贫爱富”，因为它要考虑回报和利润的，也就是说，资本的最大化是要追逐利益回报最大化的。这一点，《三晋契约》一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。根据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教授、张亚兰博士的统计，在869份因“差粮紧急”和“缺钱”而引发的买卖契中，只有90份契约选择了“借钱”的方式，占10.35%。而在这90份所借契约对象中，只有10份为金融机构，占11.11%。这就足以说明，除了缺钱，金融机构参与很少。主要原因是，金融机构缺乏，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金融机构对农村关注度不高，甚至不愿参与。因为放眼晋中区域，寿阳离“现代银行的鼻祖”平遥日升昌票号和曾经是“中国的华尔街”太谷都不远，更何况寿阳克钱的发端地宗艾就在境内，作为宗艾商业独创的信用货币——克钱，从道光元年（1821）到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，时间长达110年。诚然，晋商的辉煌与山西商人的审时度势、锐意进取密不可分，也与当铺、钱庄、银号、钱号、帐局、票号等等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，但是，重点都在商业上。寿阳的十大财主，重点全都在商业领域，以十大户之首宗艾巨富张曰士为例，有商号28家，其他的分号更多。《寿阳县志》（89版）提供的数据说明，本县大财主的理念都是先商后农，重商不重农，但也不弃农，仅仅是把农业作为基础，多数财主家的土地在二、三百亩左右，“若要富，买卖加庄户”就是真实情况。可见，农业投资周期长、见效慢、风险大，是有历史缘由的。即使是历史走到现在，有作为的企业家真正投资农业，关注农村的也并不多。既然如此，金融机构的关注点不在农业上，也就是情理当中的事了。这么一来，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村穷苦老百姓，一旦家里遭遇天灾人祸，借钱的渠道行不通（高利贷是无底洞，借不起，更还不起），只能是卖地卖房来救急。其结果是越卖越穷，越穷越卖。最后，不得已起来革命，就是唯一的出路了。共产党人干革命之所以能成功，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，有地种，有钱花，所以才能“唤起工农千百万，同心干，不周山下红旗乱。”
